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他这些“侵害行为”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还有其他“胜利者”。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这真够刺激！感觉太好了！还有军人！多少年来，因为别人打赢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忽然身价百倍。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动一场运动，为“锤炼”那些懦夫、小白脸儿和信教的人而强迫他们去劳动，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参与进去，赢得事业、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学和失业的痛苦！怎么样？诚实一些。你准会的。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档商店是从政府的敌人或犹太人那里，以荒唐的价格“买”下来的吗？今天，就是这些阔佬虐待雇员，歪曲法律，偷税漏税，因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绝给你一份儿工作。你问我们德国人是否应当继续卑躬屈膝下去？不，我不会的，而你那位穿运动衫的老师是一个白痴。我们应当时时忏悔，同时，我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不应为过去的“罪孽”而指责一切。因为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常的卑俗和腐败。每个人都有可能沾染！法国人、爱斯基摩人，无一例外。你希望属于“胜利者”。以你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但什么是胜利者？每个胜利者都会有其克星。在以色列的“六五战争”后，我见过许多胜利者。令人作呕。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对任何人都为所欲为。（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勇士却在发抖，默默无言！）关于“威猛”的外表。军服确实有助于提高自信心。但只有胆小如鼠的人才惧怕它们。因此，以为靠虚张声势、装神弄鬼就可以吓住别人，那就错了。聪明的人懂得，一些人需要军服，就像患了阳萎的人需要波尔舍跑车，装装门面而已。我家老头子看上去也很帅，尤其是靠一顶军帽，遮住了他刚刚出现的谢顶。他死时昂首挺胸，也够勇敢。

你想过没有，你和你的朋友是否在对别人的轻蔑和怨愤中活得太轻松了一些，而从长远来看，这些或许还不够吧？此致迪尔克·库尔于雷姆沙伊德

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请我转交给斯特凡妮。

另外，本书出版后不久，在法兰克福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评论》上，发表了瑞士著名作家阿道夫·穆斯克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这是针对赫尔穆特·科尔总理访问以色列时的讲话有感而发的。科尔曾讲道“出生太迟是一种幸运”，意指因为他的年龄，他没有卷入纳粹的罪行。科尔的说法显示了德国存在的一种无辜感，各种政治团体和政治学家试图用它来定义新近出现的德国的自我价值观。

阿道夫·穆斯克的意图是检验这些德国新人的教育情况。他以对十九岁的斯特凡妮的采访为起点，尤其注意她对学校中种种事情的叙述，以及她的老师对第三帝国究竟有没有那么糟糕一类挑衅性问题的反应。

穆斯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老师是否利用纳粹时代的恐怖，作为威吓儿童的大棒。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出生的老师，成了恐怖的转述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自己也负有责任。他们据称都是好人，是正派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将自己置身于纳粹时代受迫害者的行列，只因为他们现在与政府对立。他们认为，那些在核能源、裁军、环境污染一类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者，通通抱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念。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凡今天持不同见解者，“那时”也必定会是受迫害者出现。今天在德国，人们因政见的不同就可以被纳入“受害者”和“害人者”两大类。

许多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一类。因此，他们在描述纳粹时代的历史时，将它当作了对他们此时此地的潜在威胁。在这一场景中，学生如果不去谴责他们从纪录片上看到的东西，就成了潜在的“害人者”。所以教师断言，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同害人者为伍，而学生却有此可能。

阿道夫·穆斯克得出结论说：“教师希望学生不要质疑有关奥斯维辛的官方结论，而学生却认为，老师剥夺了他们行动的自由。”

学生认为，他们和老师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看作是不曾参与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反对学校以纳粹罪行向他们施加压力。他们时常故意显示自己的冷漠、残酷，甚至去同情害人者。但他们的目标是刺激别人，而不是成为新纳粹主义。

《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将采访斯特凡妮的报道拿给他十八岁的儿子看。儿子的反应令他震惊。他说，班上有一半同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德国，本书引起的反响大都集中在对斯特凡妮的采访上。在无数场合，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女们纷纷询问，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致青年人对纳粹时代如此宽容。考虑到今天的老师和教育家们，无不认为自己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情况就更加令人困惑。教师中的绝大多数，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自身也是学生。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坚信，不仅他们自己与前人有别，而且他们在实行教育时，也与前人有别。

讨论中，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给青年人放映关于纳粹罪行的影片，督促他们阅读有关书籍，带领他们参观集中营，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应不应该仅仅把第三帝国的历史归结为屠杀无辜百姓的历史。一些人说，应当有勇气谈论那时的热情，谈论战争结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败而不是解放的所有那些人。

战争结束四十年来，教育家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成年的人们抱怨，他们年轻时，人们对纳粹时代几乎只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却抱怨，他们听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们曾经是、而且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遍布凶手和从犯的民族。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到本书中安娜讲过的一段话：

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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