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之后，联军并没有掉以轻心。在万世德——他大概是援朝历任经略中最轻松的一位了——的主持之下，陈璘针对残留在南海、锦山、乙山等地的倭寇进行了搜捕。这些被自己人抛弃的倭寇盘踞在深崖高山之上，试图依靠地利进行顽抗。可惜大势已去，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截止到七月份，陈璘所部一共砍掉了一千一百名倭寇的首级，送去了京城。

这一千一百名倭寇，很不幸地成为了这场七年战争的最后战死者。

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历史仍在继续。对于这场深远影响了东亚局势的战争，我们该有什么评价呢？

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公正地评价呢？

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它耗费巨大，让大明的财政雪上加霜，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后来越传越广，几乎成为一个常识。

但事实真的如此？

中国古代文人论政，少有以数据说话的，多以动机和道德为本。事实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当时的财政数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次朝鲜战争，说起来历时七年，看着好象时间很长，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有那么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飞军直下三千里，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仅三万八千余人，哪怕到后来刘綎等援军入朝后，兵力也才四万出头。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

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

因此这场战争，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二年左右，累计总动员二十二万余人。但要注意的是，这是累计的动员数，也就是明朝屡次下令征发的累计人数，实际上并未真出动了那么多人。如壬辰时李如松出军，总动员数为七万人左右，兵部计划入朝兵力四万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仅三万八千人，辽东、四川等地均有被征发的部队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刘綎的五千人虽然最后赶到了朝鲜，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战役基本结束，只剩下行军前往釜山的行动了。

这次战争的总人员和钱粮数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当时朝鲜方面曾做过统计，《燃藜室记叙》十七卷里对明朝此次战争的耗费数记载如下：“徵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银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

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原因，朝鲜人自战争开始，就一直对钱粮问题非常关心，其认真之态度甚至还甚于明朝。因此这个数字就算不是极准确，差异也不会太大，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当时的总耗费。简略来说，就是朝鲜战争总耗费为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年均下来，约一百三十万两军费开支。

那么，这个数字是否在万历朝廷的承受范围内？

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并不困难。万历朝的前十五年，由于张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及清丈田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时期的财政状况史有公论，堪称中兴。仅万历五年，户部岁入已达四百三十五万两，收支相抵后财政结余八十五万两。到万历九年，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征解如期。

连续多年财政不出赤字，这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报告，看看能有多少财政年度做到没有财政赤字的。仅此一点，就可见明廷财政形势如何。

到万历十年，明廷仅太仆寺一处的存银就达四百多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不下七、八百万两，太仓存粮亦可支十年之数。这还只是部分府库存银，别的府库还没计算在内。再说朝鲜战争这七年里，不是光支出没收入，日常的赋税一直在收，因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库银存量计算，以万历前期的库银结余，应付起来也不是大问题。

其实明代朝野对朝鲜战争抱怨不绝，最大原因有二。

一是绝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认为此事和明朝无太大关系，因此态度极其消极，一直到开战，北京朝中也就万历和石星两人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其他几乎全是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钱粮不够靡师耗饷的言论当然充斥了大明整个朝野。

再一个原因则是，万历朝“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导致万历和整个外廷形成对立，于是形成了几乎只要万历支持和主导的，外廷和清流舆论就当然要反对，就说不好，至于真正的实际情况，没多少人关心。而当时记录这一战争的文人笔记，又大都出自与万历对立的清流一派，对朝鲜战争的主流评价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明一代，皇帝花钱是一直受外廷制约的。如万历七年万历向户部申请十万银给光禄寺，以备御膳开支，结果被张居正打回，不但不批，还停了宫里上元节的花灯和烟花费。

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开始向各地派太监征收矿税银，这事很有名。

万历收的这钱，是直接入内库的内帑，是皇帝的私房钱，外廷管不了。这其实是对外廷制约他花钱的一种反抗。因为明朝时候，皇室除一些皇庄田产之外，并无其他专项财政来源。如内库的主要收入金花银，其实不能算皇室专项用银，因其来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赋，也属户部管理的范畴。一直到明末，户部一直都可以也确实对此在进行干预和管理。

历代文人对万历征收矿税银的做法都大加鞭挞，说其横征暴敛搞到民不聊生，那么万历到底收了多少钱呢？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总共收了三百万两；一说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计收白银五百六十万，金一万二。

这两个数字，低的年均为四十余万两，高的数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万两白银，金一千二百两。如果加上浮动的加权数，差异不大，应该是合理的均数。

这个数字很大么？不算大，这事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叫政治影响恶劣，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万历真正搜刮的钱财数目，对明朝整个财政来说，其实倒并无太大影响。我们经常看见的说其对经济数十年的摧残导致了恶果云云，其源头基本都来自明朝对万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们没经过计算的主观臆测。如搜刮亿万这种夸张的文学修辞记载，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万历收上去的这些内帑，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挺简单，首先是用于皇宫吃饭和各种生活开支。据邱仲麟先生对光禄寺宫膳底帐《宝日堂杂钞》的整理和考据，发现除负担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含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的吃饭问题外，万历还得请客。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归万历开支的。

以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为例，宫廷膳食此项开支为一万两千余两，日均下来是四百二十一两，吃饭人数为一万人左右。月人均一两二的膳食，确实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这其中，万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很清楚：“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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