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後，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洊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曰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曰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曰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後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曰，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後，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悯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曰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曰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曰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曰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後，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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