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一个人说（碰巧让我听见）：“他们提倡爱，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他们”不知是指谁，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地一下子没了着落。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只是敷衍着，回避着，就像小时候听见死，心里黑洞洞的不敢再想。我不能算是穷人，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愿。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也许不完全是，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

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愿的人来说，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因而生活得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你的爱愿何以落实？或者说，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你的爱愿是否踏虚蹈空？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

二

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含糊的问题。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而且很难想象它终于会消灭。还有一层，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一有机会，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这样，依照前述逻辑，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愿呢？还有多少爱愿敢说是脚踏实地呢？甚至，爱愿，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然而爱愿是要弘扬与实践的，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爱愿，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

三

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愿，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愿吗？不错，人应当互爱互助，应当平等，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呀。请稍微冷静些，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爱愿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它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倚赖吗？它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甚至，它不会娇纵出觊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

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爱愿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是工人还是工贼。

四

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愿的一种实践，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一问吗？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捐资之后，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大半不会。大半还会是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还会是贫与富并存，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因而前述局面并无改观——爱愿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一问，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可这样的人有吗？

且慢，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有几位伟人，有几位圣贤，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不过这又怎样呢？事实上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不大可能推广。崇尚而不可能推广，这就怪了，这里头有事儿，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

五

什么事儿呢？比如平均主义。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就像赛跑，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但麻烦还不在这儿，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为什么？很简单：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削头去足都码码齐，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不听话的——真正的麻烦在这儿！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倚靠，强制会导致什么，历史已屡有证明。三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换成更经吃的玉米和高粱，便被一绳捆去，以“投机倒把罪”坐了班房。

六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在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齐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平均其实是物质至上的，并不关涉精神；精神可怎么平均？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平等的信念必然呼唤法治，而平均的热情多半酝酿造反。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像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七

崇尚而不能推广，原因就这儿。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然而不好意思，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人生来就有差别，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这是事实而非道理，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这是后话。

那么，强制平均怎样？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谁来强制，谁被强制呢？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这玩笑就开得大了，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倘人言即是神命，对也是对，错也是对，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则人性有恃无恐，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唯神是可以施行强制的——这天，这地，这世界，这并不完美的人性，以及这差别永在、困苦叠生的人之处境，都可理解为神的给定。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你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

八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相反，巧取豪夺也可致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对此爱愿当然不可袖手一旁。但爱愿曾一时糊涂，相信了平均，结果不单事与愿违，反而引狼入室弄出了强制。

九

但法律不是强制吗？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其一：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由不得谁见机行事，任意修改。比如足球，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而是由规则说了算，是为法治，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其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又比如足球，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那足球也就完了。

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再比如足球，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球迷要是不懂，这球也甭踢。比如说，自家一输球，看台上就起哄，再输，球迷就退场，那还不如甭踢，先就算你们赢了吧。不过，要是裁判有“猫儿腻”呢？当然，误判应当理解，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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