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了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历史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

自明朝至现今的一段，原拟定也照同样体裁叙述，出版者还盼望我出一本《赫逊河畔再谈中国历史》。只因历史的进展成螺线式，愈至后端积累的分量逾重，内容也更复杂，其内容不容易保持文艺副刊的风格及篇幅的限制，而我目下也有好几种工作，不容易摆脱。所幸已有《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英文本China：A Macro-history（中文本题为《中国的大历史》可望于年内出版）及《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已在台北编排完毕，即将出版，英文本也在编撰中），都由作者执笔。读者不难从此中看出，上述前后连贯的特性并未因元朝而中断，可以由明清而持续迄与今日。而且在20世纪末季，中国的历史也确切的与西洋文化汇合。

对大陆的读者讲，则因上述书刊尚待问世，刻下有将所谓“持续”及“汇合”两点扼要作梗概的报告之必要。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十多个到二十个的小朝代，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我们仍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地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在第一第二帝国之间有过三个半世纪之上的分裂局面（晋朝之统一没有实质）。若将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及“非竞争性”的迥然不同。在财政与税收的方面看来，其性格之差异尤为明显。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两个帝国之间，也有了元朝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以上都经本书道及。

朱元璋于1386年创建明朝，他的种种措施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实为不利。他看到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如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为主体造成行政之张本，结果节节失败，却没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带服务性质的事业（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没有展开，私人财产权缺乏固定性，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他只凭己见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范围的说法即是“与民争利”和“聚敛”，亦为道德败坏之征象。明实录的《太祖实录》里有这样的一段：“上曰：‘……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进竞，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次无敢以财利言者。”朱元璋也曾斥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杨炎“得财有限，伤民无穷”，而自谓“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他用这种思想作出发点，又将撙节的宗旨一再宣扬，各地区的赋税数即立碑刊刻于户部。兹后数百年正是西欧各国飞黄腾达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之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

明朝的财政与赋税以较落后的部门（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为基础。300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用代役金所免除之“役”，此时又全面恢复，而以人身服役为原则，即各级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军队所用兵器弓箭，公廨之整补修理均无预算之经费或供应之承办者，而系无费由各地里甲征集而来。朱元璋更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造成大批冤狱去打击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1397年户部报告，尚有七百亩田产以上者，全国凡14341户，其名单也进呈“御览”。如此造成全国皆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庞大之扁平体，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挥，虽有短期间之平等，而缺乏经济上之组织与结构。

唐宋时之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物资周转，明朝放弃此种办法。朱元璋的财政体系成熟之后全国充满了此来彼往的短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以接受二三十个县的接济；一个县也可能向一打以上的机构交纳财物。户部不再成为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会计衙门，只能核销小数目此来彼往的供应，无从筹牟全局的重新分配，在此情形之下，服务性质的事业也永远无法展开。大凡现代化之前，民间的经济组织，有赖于政府官衙交往开始。意大利的银行家即因代教皇输纳各地的十一捐而发轫，日本的“藏元”和“两替”也系承差于幕府及各大名，才开始出头露面。中国明清间的商人始终无此机缘。

过去有些历史家以为明后季行一条鞭法，朱元璋的财政税收体系，即已改进。殊不知财政与税收为承纳于一个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间之法制性的联系，牵涉到官制与兵制，以及乡村里甲和城市街坊间的结构，也与法庭判案的能力与社会风尚全部有关。明清的制度，既然如此之特殊，如果一经更革，则以上各种因素全要更革。一条鞭法只是各地会计制度局部间的修正，与全面更革的范围相去至远。五十年前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其结论则是行一条鞭法后明代的财政税收仍是“洪武型”。我们也可以更大胆地指出，虽有明清之交替，康熙时将丁额永久的固定，雍正时的火耗归公，五口通商后新式税收开始出现，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开始征收厘金，所述“洪武型”之财政仍与第三帝国全始终。我们只要从鸦片战争时支持扬威将军奕经的军费和甲午中日战争前供应北洋舰队的经费即可看出：清代承明之旧，只有零星支付局部需要的能力，而无全面经济动员打破局面之可能性。所以从长时期远距离的角度看来，明清之体制为一元。

什么是洪武型的财政？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可是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附带申明：这种观点只因我们在六百年后体会到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不能适应于外界新潮流之创痛才能产生。在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决策时，一般人士未尝不以之为得计。一个大陆性格的国家动员时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企图长期保持各地区间之平衡，不计较对外折冲时一时一地的祸福得失，都有它特殊之逻辑，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为全国的标准，并不完全是缺乏头脑。明朝为中国惟一用兵由南至北而统一全国之朝代，而且因为其资源零星搁置，各地的总督巡抚无从跋扈割据而尾大不掉。有明一代除了有几位王室人物和农民造反外，并无文武官员拥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像嘉靖朝的张经和崇祯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纸文书的逮捕，随意处决，为以前所未有。而承着明朝的276年之外，清朝又继续如此的纪录达267年。除了所谓“后三藩”，系明降将曾举兵反之外，再无一个重臣背叛朝廷这样的纪录，为西方之所无，在中国也仅有。因为其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国家不待军事力量而依然存在，于是更提倡社会价值（social value），所产生的社会秩序，以“尊卑，男女，长幼”作纲领，有替代法律之功效。虽说今日我们已不能欣赏此作风，也知道其标榜不尽符合事实，却无法否定其为地缘政治下之产物。本书已一再提及中国反映着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读诗书之士人统治大量农民，无法应付变数（variables），所以才强调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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