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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土一拍两散

与故土一拍两散

作  者:王昭阳

类  别:都市

状  态:已完结

动  作:加入书架、章节目录、开始阅读

最后更新:2023-12-16 16:07:22

最新章节:后记

《与故土一拍两散》,是一个流浪者和漂泊者的自传体随笔集。80年代,作者前往美国留学,并试图融入美国,在这个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然而,美国并不是他想象的天堂,无法满足他对身份的认同、对爱和 与故土一拍两散

《与故土一拍两散》后记

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 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

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

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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