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们做一个交流。

这个话题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之所以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倒不是为了图省事，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困扰很多作家的问题。我跟在座的格非平时有很多交流，这种交流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我最早的小说大都是格非推荐出去发表的。我们平时的交流很多，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做过很多交流。但我相信，这可能也是格非比较关心的问题。几年前，格非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戒指花》，我想那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大众传媒对人的命运影响。在我看来，那可能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部短篇小说。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在十年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花腔》，我主要探讨的是在革命年代里个人是如何消失的。一个人投身革命，是要把个人的存在价值与国家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价值是要通过革命表现出来，由此显示他的国家情怀，但吊诡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人的存在价值实际是被取消了。当然那部小说的主题很复杂，复杂到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主题。跟小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不同的是，现在，个人的存在价值，个体的生命意义，受到了另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我看来，大众传媒的影响应该算是非常突出的一种力量。这也是我最近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主题。这部小说写得非常艰难，简直是如履薄冰。我记得阿赫马托娃有一句诗，步步都是秘密，左右都是深渊，脚下的荣誉，如同枯叶一片。如果套用阿赫马托娃的诗，我可以说，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那真是步步都是陷阱，左右都是深渊，而写作的快感，真是如同枯叶一片啊。

我们都知道，现在报纸、电视、网络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前段时间，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北京出版集团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希望我去谈谈对数字出版的感受。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是数字出版。当时去的还有你们清华大学的蒋方舟。蒋方舟的口才很好，我不及也。恕我孤陋寡闻，去的时候，我连数字出版的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不过，我大致知道，数字出版跟大众传媒这两个概念之间应该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了一个说法，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人王子洲先生的说法。他说，传统的写作即将消失，纸质出版也即将消失，以后是数字出版的时代，非常快捷有效。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像我这种作家，像格非老师这种作家，在二十年之内必将灭亡。我在回来的出租车上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只是缓期二十年执行罢了。我当然不愿意接受他的这种说法。奇怪的是，他本人也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不认同，是因为这种预言如果能够成立，那么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意义已经不是大打折扣的问题了，而是很可能完全没有了。他本人不认同是因为如果这个预言可以成立，以后大学里就没有图书馆了，没有图书馆他去哪里当馆长啊？就在前几天，中国出版集团又开了一个会。在那个会上，谈的也是数字出版问题。跟数字出版有关的中国各大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社和公司的老总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充分领教了他们的傲慢，那是一种由数字出版、大众传媒、资本运作和官方支持共同构成的傲慢。当然我在发言的时候，也坦率地指出他们的傲慢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通常人们认为作家是能说会道的，但跟那些人比起来，作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对他们说，我听你们讲下来，就像在听单口相声比赛。跟单口相声不同的是，单口相声是充满自嘲的，他们却是满怀豪情地抒发自己的理想，那个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的传播就靠他们了，中国能不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大国就靠他们了。具体到文学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观点，即传统的文学作品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现在是网络文学的时代。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志是它的点击率的大小。我当时对主持人说，我多么希望我没有参加你们这个会啊。

人们相信大众传媒的力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看过一本书，是尼克松的自传。尼克松在访华之前，跟基辛格商量，给毛泽东送个什么礼物。尼克松最后选定的礼物是一台电视机。尼克松对基辛格说，只要毛泽东看了电视，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尼克松显然认为，电视具有一种改变时代的能力，具有一种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中国社会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跟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那台电视机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到今天为止，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幸福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都会因为传媒的强势介入而发生变化。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被影响的人是全体性的。我曾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央政治局平均四十天集中学习一次。本届领导人第一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就是关于网络的，叫“世界网络技术发展与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当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可能是“管理”。他们学习的内容很丰富，这一次是关于电脑网络的，下一次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再下一次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而再下一次是关于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很有意思，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文本。前年，上海同济大学开了一个会，叫“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我注意到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发言是《文学的死亡与蝶化》，依照朱大可先生的研究，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在到处在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这说的如果不是洞穴里的原始人，那就是农耕时代月光下的说书人；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这说的好像是我们还在写作的这些遗老遗少；如今老人家要第三次乔迁新居喽，也就是要选择新媒体，包括网络小说、手机短信喽。不管怎么说，这似乎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从高级领导人到先锋批评家，都认同这已经是个传媒时代。

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巴特勒。他的《媒介社会学》影响很大，据说也是高校研究传媒的人的必读书。关于大众传媒，戴维·巴特勒有很多名言。他说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注入人的皮肤，使个人无力抵抗。哦，他说的这不是吸毒吗？那么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个人就会显得既孤立又脆弱。他们在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接受了摄像机背后的价值体系。他的另一句名言是，传媒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就像拴在皮带上的狗，掩盖了一个被约束的现实。好啊，我们看那条狗，它连撒尿都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树。主人让它往哪棵树上尿，它就往哪棵树上尿。确实，很多时候，面对着各种强大的电子媒介，强势的传媒系统，我们的大脑、身体，好像被植入了某种芯片，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它发出的指令行动。连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逃脱它的指令。电视说书人易中天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说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肯定也会上电视的。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也太辛苦喽。我最近写的一部小说，涉及孔子讲学的事，我顺便做了个考证，孔子坐的车，车轮是用楢木做成的，就是电影楢山节考的那个“楢”字。确实很辛苦。易中天当然是坐着飞机，在恒温的电视演播室讲的。易中天的想说的是，学者们都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样的平台，愿意在大众传媒上露个脸。当然我对易中天的说法持疑义，至少我不愿意到电视上露脸。凤凰卫视希望我去讲，我告诉他们我真是不喜欢在电视上露脸。这里可以开个玩笑，现在女孩子的脸蛋都比以前漂亮了。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心理在作怪，后来发现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有些女人也认为，现在的女孩子们确实比以前漂亮了。要知道，要让女人说出另一个女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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